他声称只为富人盖房，却又说他才是为穷人说话的人；他是商人，却每年要写400余万字的论著、报告；当所有的人认为他应该缄默时，他的手里仍然拿着话筒。
在2006年，博客的普及让很多人变得平静，任志强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他的声音与表达可以是连续的，而且几乎可以无止境地维持自身的完整性。而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正在把“只为富人盖房”推演为一场关于公共住宅政策责任大讨论的契机。2006年11月2日，博客网站的编辑写道：“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任的博客居然赞扬、力挺的声音渐占主流。”
这些事情发生在任志强与土地、建筑打交道的第21个年头。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网民冠以“”奸商”、“人民公敌”的极端称谓。而现在2006年博客的兴起，缓解了他的意见通道危机。
他在房地产业蜕变的每一个阶段，都偶然或者说是必然的把自己推到了漩涡的最中心。
在任志强刚刚和房地产打交道时，就曾遭遇过至今为止最大的变故。1985年，中国的空气中刚刚散发出市场经济的潮湿气味。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房地产开发公司，任志强参与了西单的改造工程，他只是西城区华远公司建设部经理，负责公司的基本建设工作。刚刚踏入与土地、房产打交道的任志强，并没有意识到计划体制中呆板、机械的东西，仍然弥漫着无处不在的干预力量。
1985年正值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经济严打，任志强在这次严打中，因“贪污”罪被刑拘入狱，“那天正好是中秋节，1985年9月30日。”任志强平静地回顾着当时的情形。事情的起因，是华远公司向上级汇报发放奖金，而上级核查时引发了此事。在工资就像条形码一样整齐呆板的年代，发放奖金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情，问题出在虽然在领取的单据上所有的人都签了名，但每个人领了多少数额却没有标明，这成为任志强获罪的直接原因。“事实上一直到我出狱，这件事如何定性都在争议，因为我是执行公司决议，不是个人行为。”他自始至终拒不认过，与此案有关的人无不见识了任志强执拗、倔强的性格。
在看守所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能看到的只有发给每个被关押者的两本书《法学概论》(上、下册)，“连同刑法，我当时几乎快背下来了。”每当有新的犯人被关进来时，他听着对方的情况，已可脱口而出这个人适合的条款：“他，139。他，142。”因为他熟知法律条款，他总是古道热肠地帮助别的犯人，分析罪罚的轻重，并且帮助他们向上申诉。他用自己在监狱现学的这些法律知识，当起了业余律师，先后为5个人写了辩诉书。任志强与法学的缘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系统地学完了《民商法学》。
贪污犯、盗窃犯、政治犯，在这样的环境中，任志强度过了一年零两个月，最终认定无罪，1986年12月4日，任志强走出了宣武区半步桥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
在任志强出狱之后一年，也就是1987年，北京出台了“房地产开发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他重新划开又一次职业生涯时，将趟进滚滚洪流之中。
在过去的20年中，华远名下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米。在与华润置地剥离之后的第二次创业，至目前开发量也达到了70万平方米。任志强也从一名基建管理干部转型为风云一时的地产人物。
当2005年房地产商还沉浸在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醉人硕果时，硝烟缓慢升起。“房价过高”与“房地产商推高房价”的声音不绝于耳。任志强曾任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在头脑中任把自己摆到了维护行业利益的角色，“如果有公共住宅，就没有人指责开发商了，如果谁不去说，政府就可能犯错误。暴民可能出现，官员也可能被误导。”
2005年1月8日，任志强在“2005宏观经济引导力”论坛上语出惊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因此引发了此后历时弥久的“倒任”风潮。
在2005年10月17日，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在媒体上抛出“擦亮眼睛警惕发展商操控房价”，文辞颇为激烈：“有房地产商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来代替民众与政府来决策？为什么把整个住房保障制度对立起来？为什么想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代替市场选择？”面对这样的指责，许多地产商予以分辨，这时的地产商仍然不分彼此地站在舆论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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