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部长王少峰日前透露，朝阳区将为中央电视台等入驻的媒体机构，提供交通路网、周边环境、专业技术、配套设施等一系列的服务。比如住房，可以由政府出面协调有关开发企业，采用团购的形式低价购房，对央视的骨干人员提供较便宜的住房；对于骨干家属的就业问题，朝阳区会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

    这是又一则政府滥施权力、严重越位的典型案例。当前，这种非正常的例证似乎成为了现实生活的常态，不时地刺激公众神经，并挑衅社会生活秩序。去年9月，重庆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剔除这两个事实之间的现象差别，事情的实质几乎没有任何不同，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调度社会各种资源，给某个特殊阶层或人群提供超出社会一般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经济社会条件，目的都是为了吸引资本和精英进驻本地。

    毫无疑问，这种以行政力量进行资源倾斜的做法，会人为制造社会的“马太效应”。握有公共权力的部门，本应该利用行政力量进行社会各种资源的再分配，从而让整个社会更加具有和谐的因子。但是，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却一直在干“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情，并且还有像朝阳区张富生这样的人大代表提出，“为某些企业服务和为公众服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可事实正好相反，越是富人，政府提供的服务就越多，越是穷人，政府提供的服务就越少。按照常理来讲，依据央视人员现有的收入水平，央视骨干人员至于买不起房子吗？更何况，即使是央视骨干人员团购房屋，也是他们根据自己的购买规模，与开发商进行议价，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替他们与开发商协商。政府以行政力量与开发商砍下的价格用什么来补偿？显然，其中潜藏着权力寻租的极大可能。

    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重要来源之一，是要为整个社会提供公正的秩序与平等的机会，而不是以公共权力打乱社会的运转秩序，更不是为各个阶层制造人为的社会不公。和谐社会不应该有特殊阶层的存在，即使存在不可避免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差异，也不能存在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差异。

    法律面前，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政府是所有纳税人供养的社会机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到政府均等的服务机会。政府要做的是让每个公民都能体面而尊严地生活，是让富人不至于跋扈，让穷人不至于不能活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已经足够让人警醒，政府更多的力量应该是救济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给那些特殊阶层忙着提供超出各种超标准服务。